政治上，国民党在溃逃时潜伏的大批残余势力，同地方封建势力勾结，组织土匪，发动暴乱，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经济上，西南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民族关系上，西南是少数民族最多、最复杂的地区。面对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当时西南地区党员、干部总量不足，加之在胜利面前，党内部分同志滋生了不愿再艰苦奋斗、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错误思想和行为。针对这些问题，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在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方面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西南局非常强调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主要抓了坚持每两月的汇报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

　　坚持每两月向上级汇报的制度。早在战争年代，邓小平就要求所属部队和地方县团以上单位必须坚持每两月向上级综合汇报。进入重庆前后，邓小平更是强调加强督促。然而，大西南解放以来的各种工作千头万绪，种种无组织无纪律违反政策的现象屡有发生。1949年12月11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常委第一次办公会议上重申：必须坚持“两月的汇报制度”。他指出：进入大西南以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各种工作政策性很强，必须坚持重大事情及时汇报，综合情况两月汇报的制度。

　　二野五兵团给邓小平的电报中提出在贵州集中精力打击国民党中央系的问题。邓小平及时回电指出：不可笼统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方针，这样可能形成打击面过大。而所谓中央系中极大部分人都在动摇，我们的策略应是给以改过自新和生活之路，借以分化反动营垒，孤立最反动分子，减少革命阻力。邓小平的意见符合当时贵州的情况，使贵州的工作走上正轨。以后，邓小平在致当时的川东区、川西区、云南省委等负责人的电报中，就川东的税收、川西的征粮、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传达了西南局的指示，解开了省、区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的困惑。

　　邓小平不仅要求下级要请示报告，他自己更是坚持每两月亲自起草向党中央的综合报告。1950年2月，他就西南局两个月工作情况向刘少奇并中央作了综合报告和请示，反映了城市管理、农村工作、剿匪问题、对国民党90万起义投诚部队的改造和处理，以及统战工作问题的做法和情况。刘少奇在给邓小平的复电中说：“2月18日寄来的综合报告阅悉。中央对于西南局过去工作的估计及今后工作的方针，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望督促全党全军努力付诸实施。”

　　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大西南解放后不久，各省、市、区比较普遍地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对发扬党的民主起了一定作用。但是，部分地方党委在执行中存在问题，党委书记包办一切的“一揽子”作风甚为普遍。某些县只有党委活动，而县政府县长形同虚设。如川东铜梁县，在几个月的紧张征粮工作中，县政府从未召开过一次区长联席会，大小问题都是由县委直接解决，县委书记包办，大大妨碍了政权在斗争中的作用，妨碍了党委委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工作遭受损失。有的干部存在包办代替的作风，表现在建立和整顿农协组织、分配斗争果实和划阶级成份中。如贵州清镇卢荻哨改选农协主席时，干部见内定应当选的原农协主席碗里投的苞谷米少，就抓了把苞谷米偷放其碗内计票。有些地区在分斗争果实、分土地、划成份中虽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但群众提了意见就要群众“反省检讨”，结果群众有话不敢讲，出现“分啥就是啥”、“划啥就是啥”的现象。

　　邓小平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所以，必须健全支部，严格党的支部生活，认真建立学习制度，经常吸收新的营养，加强党的战斗力，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繁重任务。（艾新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