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法治课上，我注意到教室角落里的一个小男孩，时不时低下头，眼神躲闪，脸上的伤痕在旁边一张张明媚笑脸的衬托下，显得格格不入。

　　“同学们，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讲过诈骗、暴力伤害、校园欺凌等。作为你们的法治副校长，我特别希望，你们遇到困难时可以向我求助……”尽管多次鼓励，但小男孩始终没有开口告诉我他的经历。

　　课后，我找到班主任了解情况，得知孩子前两天被他父亲打了，脸上、手上都有伤。班主任跟孩子父亲通过电话，对方表示，“打孩子是我的家事，学校不要多管闲事。”

　　我立刻向妇联和教育局反馈线索，启动困境儿童联合干预机制，对这起疑似虐童事件进行介入。“这是偶发事件还是长期虐待？”“孩子的家庭监护状况如何？”“是否达到违法犯罪的程度？”带着这些疑问，我和妇联、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决定进行家访，查清孩子在校外的生活状况。

　　男孩的家在一个狭窄的胡同。逼仄的空间里，孩子父亲正在做饭。“孩子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我们刚抛出问题，男孩就抢先回答：“是我不听话，爸爸平时对我很好，叔叔阿姨不要抓我爸爸……”他拉住父亲的衣角，面色慌乱地向我们解释。

　　孩子的父亲面露羞愧之色。原来，自从3年前离婚后，他独自带着孩子，靠卖快餐维持生活，家庭十分拮据。两天前，他工作到很晚，回家后发现孩子不见了，非常担心，在附近找了两个多小时，才在同学家里找到贪玩的孩子。一气之下，他就对孩子动了手。“孩子不打不成器，打他也是为了让他长点记性，打完后很后悔。哎，是我下手太重了。”

　　我们又走访了邻居和社区，了解到除了几次轻微的体罚外，父亲并没有长期家暴的行为。“怎样妥善处理这个事件，让父亲认识到打孩子行为的错误之处？”“如何保护孩子不受家庭暴力伤害，又能给予及时的监督和力所能及的帮助？”

　　当晚，我们结合案例，向父亲剖析了打骂教育对孩子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告诫其实施家暴可能面临的民事、刑事法律责任。同时，我们与学校联系，让他们对孩子持续关注，派老师上门为孩子补习功课。区妇联将男孩纳入了“爱心储蓄罐”助学项目予以长期资助。在后续的回访中，男孩说爸爸已经不再动手打他了，脾气也好了很多，父子之间的相处方式也在慢慢改变。

　　刚刚担任法治副校长的时候，我以为只要把法治课上好，把普法宣传做好，我就是一名合格的法治副校长了。然而，随着工作的深入，我发现能做的、应做的其实还有很多。

　　“你好，是吴江区检察院吗？我在学校的公告栏上看到你们法治副校长的电话，有个事情想向你们反映一下，我们学校门口没有斑马线，孩子们放学的时候过马路很不安全……”担任法治副校长以来，我和同事们督促学校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及时处理或转交未成年人权益受害的线索，为维护学生权益积极奔走。我们参与校园及周边治安治理，为平安校园建设贡献力量，并努力搭建学校与检察、民政、妇联、团委、关工委等多部门联动的桥梁，强化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社会救助和司法保护，最大程度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宋爽、卢志坚、黄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