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和反“四风”持续推进，一些官员已不敢再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但却滋生了“为官不易”“官不聊生”的心态。他们不再积极作为，而是充满怨气，懒散懈怠；不再勇于担当，而是能躲就躲，推诿避责。

　　如果把贪污受贿等比作“硬腐败”，那么懒政干部的行为就可称得上是“软腐败”。“软腐败”一旦侵入党的健康肌体，照样贻害无穷。因此，要取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实现“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就不仅要重拳惩治“硬腐败”，也要着力治理“软腐败”。

　　“软腐败”就像“慢性病”，其危害更具长期性和破坏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党员干部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为官不为、不思进取，满足于当和事佬、做太平官。”总书记讲的这一现象，就是“软腐败”。它本质上是属于权力观念和责任意识的错位，不是“不廉”，而是“不勤”。

　　如果说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硬腐败”是侵害党的健康肌体的“急性病”，那么“软腐败”就像“慢性病”，具有基层性、隐蔽性、扩散性，其危害更具长期性和破坏力。

　　“软腐败”的基层性，是指由于政令的层层传达，层级越低的干部越要承担具体任务，执行压力、责任压力越大。因此，“软腐败”多发生在基层以及普通干部身上。“软腐败”的隐蔽性，是指它所表现出的行为不像“硬腐败”那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进行定性和衡量，而是披着合理合规合法的外衣，“门好进、话好说、脸好看，就是事儿不办”。“软腐败”还具有群体扩散性，由于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影响，不少干部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小团体”，他们经常会利用工作上的往来和私人上的交往交流所谓“困惑”，从而将消极懈怠的情绪在具有同质性的干部群体内迅速扩散。

　　“软腐败”违背了公共意志，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侵蚀着公权力的人民性、宗旨性，侵蚀了党的执政基础，这些危害与“硬腐败”无异。除此之外，由于“软腐败”就发生在人民群众与干部打交道的细微小事之中，它给人民群众造成的“腐败感知”更为强烈。

　　“软腐败”的发生是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软腐败”的发生是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于官员的结果，可以用一个公式概括其发生机理：“软腐败”=（压力型体制+政策转型）×（政治价值观扭曲+政治预期下降）。

　　压力型体制和政策转型是“软腐败”发生的客观基础，是客观变量。所谓压力型体制，即通过项目和任务发包的方式，将工作层层分解，下派到下级组织和个人，并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同时，与基层组织政绩考核和干部的任用晋升密切相关，与奖励和惩处机制直接挂钩。这种压力型体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能够产生很强的动员力和行动力。但也容易在实践中产生一种思维和行为的“路径依赖”，基层干部不为实不为下，只为绩为上。如果遇到把任务全部交下去自己做“甩手掌柜”的领导，基层干部则更容易产生消极应对的心理。同时，政策转型使干部原有的履职方式不再适用，从过去“唯GDP”到全面发展，中央考核地方和基层干部不再只看经济发展，而是综合民生、稳定、安全、生态各个方面，各种专项检查、督查伴随问责，划出了一系列底线、红线，这就使得那些无法及时自我调适的干部无所适从。这一切，就为“软腐败”的发生创造了客观条件。

　　官员个人政治价值观扭曲、政治预期下降的叠加是导致“软腐败”发生的主观条件，是主观变量。政治价值观扭曲程度和政治预期下降程度决定官员的“软腐败”程度。“软腐败”的官员从根本上讲是精神上得了“软骨病”，在政治价值取向上没有“为公”，违背了作为党的干部、作为人民公仆的基本道德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高压反腐永不停歇的条件下，一些官员的既得利益格局被破除，没有所谓“好处”也就失去了尽责的动力。政治预期的不确定，会加剧“软腐败”的发生。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讲，官员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履职行为有明确的预期，就会形成积极作为的心理激励。高压态势使官员个体的落马不可预知，过去长期形成的腐败存量导致了复杂的关系结构，一个官员落马往往会牵出其他上下级或同级官员，即使未受牵连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一些官员因为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带来的自身未来预期的下降，在外部压力和风险加大的前提下，在主观上趋于“避责”，形成“宁可不干事也别出事”的心态，就不可能积极主动地去开展工作，就会出现“遇事不主动、办事不用心、责任不落实”的情况。

　　多管齐下构建“软腐败”综合治理机制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公务员法修订草案都专门设置了不担当不作为的处理条款，一些地方党委政府也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了专项治理制度，为治理“软腐败”提供了制度基础。要从“软腐败”的本质与特征入手，通过监督、考核评估、问责、激励保障等制度设计，构建“软腐败”的综合治理机制。

　　一是建立立体多元的监督机制。“软腐败”的治理重在发现，通过有效监督，在官员出现“软腐败”行为之后及时执纪问责。因此，要构建上下结合、内外协同的立体多元监督机制。通过常态化的自上而下的巡视巡察和自下而上的自查自纠、述职述责、反馈报告，及时主动发现问题。同时，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建立内外协同的监督网络，使“软腐败”无所遁形。

　　二是建立有针对性的考核评估机制。要结合新形势和“软腐败”行为发生机理，对官员的履职履责情况开展定期考核评估。对于现存的一系列“一票否决”的负面清单指标，要区别对待，重点针对监管失职、敷衍塞责、消极应对的情形。考核结果要体现奖惩原则，与官员的绩效、晋升、任用挂钩，形成“庸者下、能者上”的用人模式，把那些不担当、不作为的官员及时调整下来。

　　三是建立分类处置的问责机制。按照权责对等原则，明确划分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权力和责任，实现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的统一，科学界定领导责任、分管责任、直接责任、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等各类专门责任，建立横纵双向全覆盖的权责对等的责任体系。建立针对“软腐败”的专项制度，规范责任落实的规则、程序。针对“软腐败”的各种表现形式，分类建立问责机制，实行公开曝光、责任倒查。同时，要建立科学的被问责官员“复出”“启用”规则，防止“带病”任用。

　　四是建立动态的激励保障机制。从人性的角度看，官员的担当作为需要正向激励和外部条件的保障。在防止突破原则和底线的前提下，建立容错纠错、容错免责制度及其实施程序，在精神、物质、政策多个层面建立保障机制，激励干部放下思想包袱，敢于担当作为，勇于改革创新。让不作为、不担当者没有生存空间，让敢作敢为敢于担当干事者能理直气壮发展，从而逐渐使真正立志于为人民服务的人进入到干部队伍中，实现正向淘汰逐渐替代逆向淘汰。

　　（李红权,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社会环境变化与高校腐败综合治理机制构建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4TJA710015）